原标题：乡官之痛：一年要签几十个责任状
"说我们是一方诸侯，恐怕是一方‘猪猴’吧，乡镇长是‘猪’,特别能吃窝囊，乡镇书记是‘猴’,县里一敲锣我们就得上场。"中部某省一位镇长在"基层干部论坛"里这样调侃自身这个群体。
该镇长眼中的"窝囊"，就是乡镇政府"权力无限小，责任无限大"，"乡镇变成工作机器，有限的人力资源大部分只能用来应付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。"
在政府执行系统中，省、市、县，各级政府的任务压下来，最后落到乡镇干部头上，可以说是"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"。
"虱子多了不痒"
山桥镇是一个正在向工业化转型的农业镇，2012年财政收入约1500万元，除了传统的农渔业，近年来电子电器和纺织逐渐成为主导产业。张镇长向《决策》记者细数了镇里所有的部门，有招商引资、安全生产、计划生育、信访维稳、征地拆迁、规划建设、综治、民生、园区建设、农业发展等诸多部门。
其中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、计划生育、招商引资从来都是县里对乡镇"一票否决"的核心。近年来，又增加了安全生产、节能减排、环保等"一票否决"，哪一项不达标或出了问题，一年就白干了。
每年年初，各项会议接二连三，县里布置工作，然后责任分解，一个通常的环节就是县里与乡镇签订目标责任状。作为乡镇一级，每年与县里签订几十个责任状是轻飘飘的事情，从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危房改造、护林防火、计划生育，到农合、农保、设施农业、土地管理、绿化、防汛、护路、信访稳定……
"签得多了，也就不记得了，虱子多了不痒。"云水镇万书记苦笑着说。任务接了，责任担了，考核问效便接踵而至。每季度末、年中、年底，各部门各单位的检查铺天盖地。
云水镇是工业镇，主导产业是水泥建材，2012年财政收入约1.5亿元，是所在县的工业强镇。县里对云水镇的考核主要是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，在市里的压力下，这两项考核极为严格。"哪件也不敢马虎，谁也不敢得罪，经常为了一分半分求爹爹告奶奶。"万书记告诉《决策》。
"摊子多、任务杂倒是不怕，关键是这么多的业务、这么多的责任下移，甩给乡镇后他们真的能做好吗?一张简单的责任状，实际上更多的是文字游戏，责任分配了，有人顶着了，出了事由你负责。如何上下齐心，把工作真正做好，绝非一张纸下达可成。"山桥镇张镇长对名目繁多的责任状很是抱怨。
对于"一票否决"，乡镇干部有诸多怨言。云水镇万书记说："县里为了推动一项工作，就加个一票否决，一票否决已变成N票否决。我们一年中有一半多时间在应付各种评比和检查。"为了应付检查，不被否决，乡镇干部相当一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写汇报和整理材料上，造假的情况时有发生。
一票否决中的安全生产最受诟病，安全生产执法由"条"上管，责任由"块"来担。出了事故，所在乡镇的书记、镇长是第一责任人，还可能为此丢"帽子"、进"局子"。乡镇干部都说，对安全生产，我们"一只脚在牢外，一只脚在牢里。"
作为"一票否决"核心之一的计划生育，乡镇不敢有丝毫懈怠。现在，很多传统管理手段已属违法，硬的不敢用，软的不顶用，加上随着群众经济收入提高，对几万元的罚款已不大在乎，计生工作难度极大。
乡镇"事多钱少"，"要钱"也成为乡镇干部的一个重要工作。乡镇最常采取的方式是通过项目申请的方式，如申请修路建桥、兴修水利等，然后通过各种方式，动用所有关系将报告交给上级政府相应部门。这就必须在第一时间得到信息，知道省、市、县刚好有项目，然后有针对性地去申请。
"我们都是沿着部门找上去，从县到市到省，甚至到中央，人脉关系非常重要。"山桥镇某擅长"要钱"的副镇长告诉《决策》。
无论是完成目标责任、应付一票否决，还是"要钱"，都是乡镇的常规性工作。"乡镇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?"《决策》记者采访的几个乡镇干部的答案几乎一致，即发展和稳定。具体来说，发展就是招商引资和城镇建设，稳定就是综治维稳。
殚精竭虑为啥事
山桥镇张镇长在接受记者采访前，刚开完一个征地动迁现场会，县里为了上马一个项目一直在催工期，可还有几户的赔偿要求满足不了，征迁一直没有进展，还经常挨县领导批评。开现场会时，县政府打来电话，让他第二天参加季度招商引资调度会。
张镇长告诉记者：“征迁和招商引资是我们目前的核心工作。征迁是为了招商和发展，但少数拆迁户越级上访让我们很被动，迟迟动迁不了，不但招商黄了，城镇建设也滞后了。”
“征地拆迁，如今已取代计划生育，成为天下第一难事。”云水镇万书记告诉《决策》。记者采访中了解到，乡镇在发展的压力下开始未批先建、急于征拆，你追我赶、惟恐落后。
征迁之难，主要在于拆迁补偿标准问题。实际征地拆迁工作中，执行的补偿标准很多是“拍脑门”的，难以实施，根本不具可操作性。由于标准不准，拆迁补偿工作便充满弹性。少数拆迁户得知有这种弹性时，便与政府展开“博弈”，认为拖得越久补偿便越多，拆迁工作很难开展。
山桥镇丁副镇长举了个例子：“十个猪圈(无猪，土墙，石棉瓦顶)，要价40万元;抢建的一亩地粗树桩，要价50万元;一个花卉苗圃，要价数百万元。”很多民生项目、国家道路建设、大型企业用地，往往因为个别拆迁户不实际的要求而难以落实。
征迁之外，信访毫无疑问是乡镇又一难事。取消农业税后，农民负担已不再是引起上访的主要原因，但群众上访原因多种多样，“防不胜防”。
乡镇干部表示，如果都是正常的上访就好办了。据了解，所谓“正常”的上访绝大多数不是越级上访，上访的第一站都是乡镇政府，有明确合理的利益诉求，基本都能在乡镇范围内解决，这类上访占多数，但少数缠访、闹访、涉法访却让乡镇干部苦不堪言。
“有的问题已经解决过，并且大家都认为合情合理，但当事人还不服;少数人信‘访’不信‘理’，认为大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;有的法院已终审，但当事人还要找政府，按属地管理原则，乡镇要稳控住。”山桥镇某副镇长很是无奈地说。
少数基层干部工作中的偏差也是引发上访的一个因素。云水镇万书记告诉《决策》：“少数村干部忽视矛盾，发现问题不及时处理或处理有瑕疵，甚至不依法办事。不负责任的躲避推诿、敷衍搪塞，使本来可以及时解决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，导致矛盾升级，范围扩大。”
有群众上访，就要接访，接访耗费了乡镇干部相当大的精力和时间，山桥镇张镇长告诉《决策》：“经历过最难办的个体访，来了非镇长不见，拐弯抹角总能找到你，根本不和副职对话。也经历过涉法访，人家说，我又不找你政府麻烦，不关你事，只有苦笑;还有那些历史遗留的、欠账的、各种各样纠纷的，什么样的人和事，你都要接触，都要处理，总之一个字‘累’!”
如何接访?怎样防止上访引发群体性事件?是一个令乡镇干部神经紧张的问题。有乡镇干部告诉记者：“为了稳住情绪，确保稳定，硬不得，软不得。对少数胡来的，派出所也轻易不敢动警力，怕出事，只有靠土法子、软办法。”
“土”办法、软办法看似上不了台面，但在最基层，没有这些办法，工作的确难以开展。
乡镇工作要讲“手法”
基层流传这样一种说法：一个县直部门的干部，在面对“急、难、险”任务的时候，表现得特别冷静、特别无畏、特别能忍辱负重，八成是乡镇干部出身。
云水镇万书记总结说：“乡镇工作三句话：第一是落实，第二是落实，第三还是落实。落实靠什么，靠方法，靠工作艺术。”
“乡镇工作要接地气，要讲群众能听懂的话，用群众能接受的方式去开展工作。”山桥镇张镇长感慨道。
云水镇政法委骆书记是解决问题和调解矛盾的高手，他说：“乡镇工作麻雀虽小、五脏俱全，人事繁杂，各种形形色色的矛盾。解决矛盾要打‘组合拳’，既要讲实实在在的利益，又要讲情感攻势，手段要灵活。”
骆书记数年前是副镇长，在副镇长位子上，他圆满解决了一个村的宗族矛盾。
云水镇枫岭村是个大村，人口数千，有三个大姓。三姓经常发生矛盾，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场械斗造成一死数残，矛盾十分尖锐，是县里综治维稳重点村。
2008年村委换届前夕，镇里为避免发生突发事件，派骆副镇长前往挂村。去枫岭第一天，他就登门拜访三姓中有威望的几人，晓之以理，要他们在选举中劝阻想闹事者。后又叫来平时好勇斗狠的几个人，威之以法，几个“刺儿头”从此收敛许多。械斗中一死两伤的几家人经济拮据，骆副镇长亲自跑了几趟县政府，为三家的老弱病残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。
解决了几个“矛盾源”后，骆副镇长还通过找关键人促成三姓合作，来融化“坚冰”。邢某曾是枫岭村所在行政村的村支书，为人公道，在村里有较高威望，后外出经商，村里不少人通过其关系也发家致富。骆副镇长通过邢某，找到三姓中生意做得最大的三个能人。一来二往，骆副镇长与三人成为朋友，三人对其十分佩服。在他和邢某的合力下，三人居然合股回乡投资，三人的合作在村里起到了极好的示范作用。三姓间原来鲜有通婚，骆副镇长鼓励三姓联姻，并亲自做媒撮合了几对。如今，三姓间互为亲戚，村里一片和谐。
自此，原先矛盾重重的枫岭村成为云水镇一个发展典型村。云水镇很多人都说骆副镇长有水平，十分佩服。
乡镇工作确实需要一些符合基层实际的“土办法”，骆副镇长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很“土”。在采访中，记者还了解到另一个够“土”但也很实用的“招”。
在一个项目征迁中，由于补偿价格太低，群众不接受，进展比较慢。而群众生活确实比较苦，按照政策来补偿不多。如果以政府名义增加补偿，无疑会引起攀比。某乡镇干部是这样处理的：通过拆迁公司跟群众谈，以他们名义把钱补给老百姓。他说，即使引起了攀比，反水了，也有退路，我们会坚持，该做法是动迁公司自愿给的，与我们没关系。
乡镇干部还经常跳出乡镇去看乡镇的事情、去解决乡镇的事情。山桥镇要盖垃圾中转站，预计投资200万元，而“吃饭财”政显然不能承担。得知市里有垃圾站新建计划后，镇上通过一些努力，建站被纳入全市的计划，而不需要镇里花一分钱。
面对基层工作的“急、难、险”，懂得权变，方法灵活，或许让乡官们得到了更多“淬火”和砥砺的机会。正因如此，他们的痛和乐，质朴、真实。
(文中乡镇、人物均为化名)
( 夏自钊)
